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建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明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為人類文明新形態實踐提供有力理論支撐”。這為文明研究指明了方向，深化了我們對文明研究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的認識。

　　西方中心主義的文明觀

　　 西方學術界形成了一套西方中心主義的文明觀。比如，把冶金術、文字和城市等要素視為判斷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標志，把西方文明的特征作為人類文明的普遍標準。究其本質而言，西方知識體系深層蘊含著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視角，他們大都通過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預設來理解人類歷史上的各大文明。

　　 黑格爾是西方中心主義文明觀的代表。德國古典哲學對文明的思辨從康德的《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歷史觀念》開始，經過費希特的《現時代的根本特點》，到黑格爾日臻完善。在黑格爾那里，民族精神第一次成為文明的真正實體，賦予人類各大文明在世界歷史展開過程中獨特的地位和價值。黑格爾以精神的實現過程反思人類歷史上的各大文明，提出“精神的朝霞升起于東方”“精神只存在于西方”“東方的思想必須排除在哲學史以外”。黑格爾立論的依據來自傳教士的二手文獻，顯然缺乏科學材料的支撐。德國學者蘭克晚年口授的《世界史》也把東方文明排除在外，其所謂的世界歷史不過是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法國學者基佐把文明作為事實的集合，卻把文明的進步性僅僅看作歐洲文明的特性，并認為法國代表了歐洲文明的最高成就。英國學者斯賓塞更是提出文明的優勝劣汰，其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張常常充當殖民掠奪的辯護詞。

　　 西方學術界也有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從尼采開始，到胡塞爾的《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到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再到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對西方文明的悲觀情緒籠罩歐洲的思想界。德國學者胡塞爾指出，在當時的歐洲社會，“人們以冷漠的態度避開了對真正的人性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德國學者斯賓格勒認為，“西方的沒落”“將占據未來一千年中的前幾個世紀，但其沒落的征兆早已經預示出來，且今日就在我們周圍可以感覺到”。德國學者韋伯揭示了西方文明“發展的最后階段”“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幻想著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更重要的是，西方學者對西方文明觀進行了深刻反思。德國學者雅斯貝爾斯用軸心時代學說，論證了古希臘、中國、希伯來、印度等人類文明的原生類型，塑造出不同文明的精神特質。英國學者湯因比分析了26種不同的文明類型，批評了自我中心、東方不變和直線進步等“三大錯覺”，試圖從文明的循環和衰落中謀求互鑒交融之道。湯因比說：“當文明興起而又衰落，并在衰落中導致了另一個文明興起的時候，有一些比它們更高級的有意義的事業可能一直在前進”。透過西方學術界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我們并不否認歐洲文明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但從中也看到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局限性，它不僅制造了文明的霸權，而且扼殺了人類文明未來的無限可能性。

　　馬克思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

　　 在文明研究的學術史上，馬克思是一座繞不開的思想豐碑。盡管馬克思并未專門進行文明研究，但其著作中關于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批判、意識形態批判等的重要學說，都為文明研究留下了豐富的思想資源。馬克思從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高度，深入思索了文明演進的內在邏輯、文明系統的結構層次、文明發展的歷史形態及其必然趨勢，徹底擺脫了西方中心主義的桎梏，今天的文明研究仍然沒有偏離馬克思的理論視域。

　　 唯物史觀揭示了文明演進的內在邏輯。唯物史觀把文明研究奠基在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實現了文明觀的徹底翻轉：“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唯物史觀不僅闡明了文明演進的一般邏輯，而且揭示了支配資本主義文明的特殊邏輯。所謂文明演進的一般邏輯，闡明的是人類文明普遍歷史之前提，是適用于任何時代的一般性原則，而不是對現代文明的特殊說明。所謂支配資本主義文明的特殊邏輯，揭示的是從抽象的人類文明之一般規定上升到對現代文明的具體說明，通過資本邏輯來揭示現代文明的支配性原則。質言之，馬克思對文明演進的內在邏輯的揭示，可以從人類歷史之一般與資本邏輯批判兩個層面來詮釋。前者所指出的一般意義上的實踐活動，構成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本質和動力，是適用于人類文明的一般性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后者所揭示的資本邏輯，是對現代文明加以特殊說明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邏輯塑造和規定了西方文明，其秘密在于對剩余價值的榨取，西方國家對亞非拉人民的殖民掠奪成為西方文明歷史進程的特點。

　　 馬克思用一種復雜性理解詮釋了文明系統的結構層次。馬克思對現代文明持有一種復雜性理解，他從物質生產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的雙重考量中反思文明系統的內在結構，而絕非是單一因素的考察，本源性地揭示了人類文明演進的機制。馬克思肯定了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在人類文明系統中的基礎性地位，并在此基礎上給予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唯物主義的說明。在馬克思關于文明系統的闡釋框架中，物質生產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的地位是不同的。他對文明系統結構層次的闡釋包含三對理論范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當然，在這三對范疇里，生產力、經濟基礎、社會存在等物質生產因素無疑具有基礎性地位，但這并不意味著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等精神文化因素處于文明系統之外，這種統一性的基礎根植于人類文明實踐。在關于文明系統結構層次的闡釋中，馬克思的文明觀實際上是一個復雜性層級系統。在該系統中，文明的諸要素并不是平行結構。其中，物質資料生產方式是文明系統的基石，人類的其他各種活動都是奠基在這種活動基礎之上的。

　　 馬克思不僅研究了人類文明的歷史形態，而且判定了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馬克思對文明形態劃分最著名的是三大形態說和五大形態說。三大形態說和五大形態說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從不同視角揭示了唯物史觀本質性規律，前者側重劃分階段的標準，后者側重演進的階段，都體現出深刻的歷史感。更重要的是這種歷史感不是像黑格爾那樣建立在思維觀念中，而是建立在人類文明實踐的現實性活動基礎上。馬克思對文明形態的研究不是基于自然地理環境、民族國家、宗教等作出的類型學劃分，而是主張文明發展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逐步發展的歷史過程，從而否定了歷史循環論和倒退論。馬克思基于世界歷史的宏闊視野，判定了人類文明交匯及走向共產主義的必然趨勢：“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今天，人類各大文明的世界性交往比歷史上的任何時代都更加深入和廣泛，馬克思對文明發展必然趨勢的判斷從理論轉化為現實，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證明了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科學價值。

　　 馬克思從根本上突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局限性。他揭露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偽善和野蠻本性，“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他強調，“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他晚年更是提出，落后的國家和民族“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得出了東方文明完全可以走上不同于西方文明發展道路的重要結論，為東方文明擺脫被殖民狀態提供理論支撐。西方中心主義把現代化歸結為西方文明的專利，認為西方制度和模式是人類文明的唯一道路。盡管西方現代化模式在不斷演變，但其骨子里的資本至上、弱肉強食、兩極分化、霸道強權的本性難移。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文明的獨特性和多樣性意識普遍覺醒。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堅持守正創新，在中國式現代化探索中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之老路，領導人民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證明了現代化道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在歷史和現實上都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文明觀的科學真理性。

　　文明研究的當代價值

　　 文明研究有助于為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理論支撐。在較長的一段時期內，我國的文明研究并沒有成為獨立的學科，其研究力量分散在文史哲等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1985年，周谷城、吳于廑、林志純發表了《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國的空白必須填補》，開我國文明研究先河。21世紀以來，汝信領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文明比較研究中心，先后組織了《世界文明大系》《世界文明圖庫》和《世界文明通論》等一系列項目，為我國的文明研究奠定堅實的學術基礎。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既是我們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也是中國謀求人類進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推進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論探索，從文明研究角度可以進一步思考。

　　 人類文明新形態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明觀。中國式現代化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歷史過程中深入展開，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馬克思主義文明觀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本和源。人類文明新形態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明觀，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揚棄了西方現代性的資本邏輯，否定了西方中心主義，駁斥了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豐富了人類文明的寶庫，從而具備了世界歷史意義。

　　 人類文明新形態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沃土。中華文明是人類各大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斷、綿延至今的文明，即便是具有強烈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黑格爾也驚嘆，“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擁有這樣一部連續翔實的古老歷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提供了前提條件和重要基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根和魂。人類文明新形態植根本國、本民族歷史文化沃土，賦予馬克思主義文明觀以中華民族的形式，體現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內在要求，打破了現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文明就是現代文明的錯覺，實現了對西方文明理論和實踐的重大超越。

　　 人類文明新形態廣泛借鑒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多樣性是世界文明的基本特征。多樣就意味著差異，因為差異就需要交流互鑒，通過交流互鑒才能促進發展。文明只有不斷從外部獲得新的養分，才能永葆青春活力，否則就會暮氣沉沉。在佛教東傳、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等一次次文明的交流和碰撞中，中華民族一直善于借鑒各大文明的優秀成果，在吸納基礎上再創造以補自身之不足，交流互鑒是中華文明亙古至今的文化密碼。縱觀上下五千年，但凡是中國歷史上的強盛之世，無不體現出海納百川的文化氣象。無獨有偶，從古埃及到古希臘，到古羅馬，到拜占庭，到阿拉伯，到歐洲，文明互鑒的鏈條促進了文明的繁榮和進步。文明交流互鑒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發展路徑，為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建立馬克思主義意義上“自由人的聯合體”擘畫了光明前景。

　　 總之，文明研究不僅是學術問題，而且與文化自信、歷史自信緊密相關。文明研究將進一步拓展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論廣度和思想深度，引領人類文明逐步從“必然王國”邁入“自由王國”。

　　 （作者：鄭飛，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