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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段時間來，社會上熱議的一個話題，就是領導干部“被調研”現(xiàn)象，主要是指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深入基層開展調查研究時，受“規(guī)定路線”、“標準答案”和“示范樣板”的影響，使調研成了“論證會”、“報喜會”和“盆景展”，甚至在個別地方發(fā)展成了“形式主義”和“騷民擾民”，很難了解到基層和工作的真實情況，甚至不講真話實話，為領導干部的科學決策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和風險。

　　其實這種“被調研”并非新近才有，就連毛澤東那樣一生重視調查研究的大政治家也遭遇過“被調研”的現(xiàn)象。我們這里先列舉兩例：

　　第一例，1958年 8月和 11月，在“大躍進”運動深入推進期間，毛澤東兩次出京調研，先后到河北、河南、山東和湖北等省市視察。在各省市主要領導工作匯報中，在提及糧食畝產超萬斤的匯報時，毛澤東都表示出了極大的懷疑，認為不可能，多次說：“這不是放衛(wèi)星，這是放大炮”，“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shù)字”，還在一些會議上指責干部中間的撒謊行為，主張將有關糧食統(tǒng)計數(shù)字折扣之后再予以公布。可見，在這一期間調研中，毛澤東并非完全相信那些離奇的糧食產量，意識到自己“被調研”，但又出于保護干部群眾“大躍進”熱情的考慮，沒有及時加以批判和制止，最后導致了非常嚴重的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

　　第二例，1961年國民經濟出現(xiàn)嚴重困難，對此毛澤東多次指出：“最近幾年吃情況不明的虧很大，付出的代價很大”，“水是渾的，有魚無魚不知道。要把浮夸、官僚主義、不摸底，徹底克服掉”。在這段時間里，毛澤東檢討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官做大了，調查做少了，不摸底等問題。正是基于這一原因，毛澤東提出“希望 1961年成為調查研究年，大興調查研究。”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全國各級領導干部紛紛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但由于客觀原因，盡管毛澤東反復強調領導干部要開展“蹲點”調研，自己開展的卻都是坐著火車 “走馬觀花”式的調研，他自己也承認：“我是在中央會議上作過保證的，我說，我一定得下去蹲點，但是到今天我還沒有實行。”這種客觀上“被調研”的事實，使毛澤東本人沒能傾聽到普通老百姓發(fā)自肺腑的傾訴和企盼。

　　從毛澤東一生調查研究的實踐、特別是晚年遭遇“被調研”給黨和國家事業(yè)帶來巨大損失的視角，我們可以看到，領導干部如何通過調查研究了解到真實情況是一個歷史性的課題，是需要不斷地探索、總結與研究來深入推進的。毛澤東調查研究的理論與實踐，不僅可以給我們許多理論上的指導，更可以以他的正反兩方面的實踐，給我們有針對性的現(xiàn)代啟迪。

　　帶著問題而非“求證”式開展調查研究

　　毛澤東強調要帶著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反對帶著框框下去搞“求證”式的調研。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成功開展了尋烏、興國、長岡鄉(xiāng)、才溪鄉(xiāng)等一系列關于中國農村的調研，成為全黨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的表率。他還發(fā)動并組織了1941年全黨的調查研究運動，為延安整風的順利進行、為全黨從根本認識教條主義的危害，樹立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學風奠定了基礎。1956年，他又通過調查研究，對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重大問題作了初步探索，發(fā)表了《論十大關系》這樣的重要講話。然而，自上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毛澤東雖然也作了一些調查研究，但有的調查是先有答案，調查的目的是為了論證答案的正確。1958年夏他對河北、河南、山東三省農村的調查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因為在此之前，他已有了在農村建立公社的設想，而在這次調查中，看到的似乎都是一片“大躍進”的熱鬧場面，聽到的都是小社合并成大社有諸多優(yōu)越性的匯報，于是相信他此前在農村辦公社的設想是正確的，隨后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作出了在全國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使人民公社化運動迅速在全國展開。

　　因此可見，在調查研究中，切忌先預設結論和明確的目的，如果將調查過程淪落為按圖索驥、按需求證、“合則取，不合則棄”，成為使客觀現(xiàn)實適應主觀要求的過程，這就從根本上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犯了主觀主義的嚴重錯誤。領導干部在調查研究和觀察處理問題時，一定要杜絕先入為主的現(xiàn)象，真正做到從客觀實際出發(fā)，而不是從主觀感情、愿望和意志出發(fā)，堅持“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

　　使調查研究成為一種常態(tài) 

　　1961年，為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毛澤東發(fā)動和領導了1961年關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問題的全黨調查研究年活動，并且明顯感到自己賴以決策的信息是不真實的，不斷談到自己官做大了，調查做少了，不摸底等問題，要求中央主要領導親自帶隊下去做蹲點調研，號召各省、地、市、縣、社的第一書記將調查研究當作第一要務，迅速掀起了全黨調查研究的高潮，在一定范圍內糾正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左”傾錯誤，促進了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進行。遺憾的是，這種調查研究的良好作風并沒有長期堅持下來，雖然毛澤東也曾要求全黨各級領導干部絕不能忙于事務工作，更不能滿足于在會議上聽報告或看書面匯報，“一年一定要有四個月的時間輪流離開辦公室，到下面作調查研究，開會，到處跑”、“應該到一個鄉(xiāng)上去住上七天十天時間，作一番系統(tǒng)的調查研究”。但是，隨著經濟形勢的好轉和困難局面的過去，黨內包括毛澤東本人對調查研究實際上又放松了。

　　我們不但要在遇到挫折的時候重視調查研究，分析出現(xiàn)問題的原因，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與方法，而且也要在事業(yè)發(fā)展順利的時候加強調查研究，切實把握變化了的實際，萬不可將調查研究當作權宜之計和應對之方，而應通過調查研究隨時發(fā)現(xiàn)問題和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工作，使調查研究成為全黨的常態(tài)。

　　當前，隨著經濟的快速發(fā)展、交通和通信條件的極大改善，特別是政治社會的環(huán)境越來越復雜，我們的領導干部卻出現(xiàn)了“出不去”的現(xiàn)象，許多領導干部整天忙于事務和文山會海，根本沒有時間蹲下身子真正沉到基層去開展調查研究，有的地方甚至把調查研究搞成了運動式，變成一陣風，為調研而調研，而沒有真正把調查研究看做一種領導工作的基本功和日常功課，這是需要我們加以高度警惕并時刻避免的。

　　調查研究需要“有的放矢”

　　1941年10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做思想方法問題的報告。在講到調查研究問題時，毛澤東說，對一切都要加以分析，這是做工作的出發(fā)點。不調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黨亡國亡頭。不調查，不分析，不研究，不知道敵人和自己，就叫粗枝大葉作風，這是一種危險。我們要“有的放矢”，用馬克思主義這個“矢”，去射中國的“的”，而這個“的”怎樣射得準，離不開調查研究。不調查研究，就不能了解真實情況，那一定會是雖然有馬克思主義這樣的好“矢”，但射不到中國的“的”，致使馬克思主義不能發(fā)出它真理的光芒。

　　歷史證明，不調查研究必定產生主觀主義，而主觀主義曾給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yè)造成嚴重的危害，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大躍進”對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傷，本質上都是主觀主義的產物。因此，能否重視調查研究不但是一個方法論問題，而且還是一個領導干部是否有歷史責任感的體現(xiàn)。領導干部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就應切忌主觀主義，而調查研究是克服主觀主義最有效的途徑。

　　引導大眾參與開展討論式的調研

　　毛澤東一生非常強調開展討論式的調研，強調積極引導人民群眾參與整個調查研究過程的重要性，他指出：“那種不開調查會，不作討論式調查，只憑一個人講他的經驗的方法，是容易犯錯誤的。那種只隨便問一下子，不提出中心問題在會議席上經過辯論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確的結論的。”他晚年產生重大錯誤，根本原因就是忽視與一線群眾開展面對面的調查研究而導致的。討論式的調查研究，對我們黨的發(fā)展壯大的積極促進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科學決策，二是轉變作風，三是凝聚人心。當前，我國正處在各種矛盾和糾紛的凸顯期，群體性上訪和群體性突發(fā)事件增多，黨群干群之間關系也出現(xiàn)了一些新情況和問題，深究其產生的原因，最根本的一條就是黨委和政府在出臺重大決策時，沒有很好地、全面系統(tǒng)地研究群眾的具體利益訴求，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人民群眾利益的侵害，埋下了黨群干群沖突的巨大隱患。因此，在新形勢下，我們要更加重視調查研究，充分發(fā)揮它推進黨內民主和鞏固群眾基礎的作用，切實使新一輪調查研究的過程，成為全面提高黨委、政府決策科學化水平的過程，成為提高黨員領導干部的綜合素質和執(zhí)政能力的過程，成為維護群眾具體利益、凝聚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前進力量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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